游牧文化：草原上跨越時空的情感紐帶

■“中華文化共有符號記憶”系列之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辈菰文廖幕敲晒抛鍌鹘y文化中濃墨重彩的一筆，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豐富的文化內涵。草原先民在“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遼闊草原上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存發展智慧，同時與游牧生活特征相匹配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應運而生。

蒙古族的游牧文化特征

游牧文化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區的人民創造出的一種與草原生態環境相適應的文化，這種文化包括草原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習俗。

游牧文化源于蒙古族的傳統生活。蒙古族的文化發源自北半球干旱的草原生態環境，這一地域土地并不肥沃，甚至可以說是貧瘠?？脊艑W表明，我國內蒙古東部地區早期游牧文化發端于遼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出現了畜牧、農業和漁獵三種經濟類型，但以畜牧經濟為主。夏家店上層文化帶有濃厚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特征，發達的青銅器工藝，豐富多彩的動物紋裝飾藝術，少量的農業生產、制陶技術和房屋建筑等傳統生活狀態，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早期北方民族文化的特征。尤其是除了豬、狗、牛、羊之外，夏家店上層文化還記錄著飼養馬的歷史。馬不僅用來騎乘，還用來拉車，騎馬和使用帶輪畜力車在當時已較為普遍，馬與車的使用被視為草原游牧文化興起的重要標志。

從今天的視角看，在草原世世代代休養生息的人們能夠長期保持穩定的生存和繁衍，并維持著相對和諧的草原自然生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能夠適應殘酷自然條件、選擇游牧生活方式的習慣。

游牧文化是世代相承的文化。12世紀時期的蒙古族主要由乞顏部、乃蠻部、塔塔爾部等十幾個部落集團組成，游牧于今額爾古納河、克魯倫河、土拉河上游和肯特山以東地區。按照當時的經濟文化特點，可以將蒙古高原各部大體分為草原游牧部落和森林狩獵部落。自13世紀初，蒙古高原統一之后，蒙古高原各區域間文化開始融合，不再是封閉的、紛爭的部落族群，原有的部落格局被打破，結束了數千年的民族紛爭歷史，走向了民族統一、文化融合與傳承的新紀元。

游牧文化變遷經歷了漫長的時光。早在元代丘處機詩文《濼驛路》中，“極目山川無盡頭，風煙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钡仍娋鋵τ文辆跋蟮拿枋?，與我們如今對遼闊草原牧場的印象如出一轍。如今，我國蒙古族游牧文化主要反映內蒙古地區特殊的歷史進程，承載著這里的民眾對民族、國家乃至人類文化所作出的特殊貢獻，同時體現出這個地區蒙古族民眾的集體性格、共同氣質和薪盡火傳的內在生命力，反映出這個地區社會文化的豐富內涵。

游牧文化是一種“行”的文化。“行”即流動的方式，節約源于大自然的能量，又不斷獲取新的生存能量。尊重草原自然規律正是當地人們選擇游牧的重要原因，也是確立文化發展維度的重要影響因素。蒙古族選擇游牧生產方式，需要考慮四季輪牧、應對災害、草場恢復、利用水源等各種自然條件的約束。在游牧社會里，馬、車、“帳房”組成了游牧文化的物質層面，是游牧文化的重要標志。游牧民族常常進行遷徙，勒勒車和移動的“帳房”就成為他們的居室。正是這樣的流動行為，構成了游牧生活方式的文化行為，使得車、馬、“帳房”具有維持游牧社會運行的社會功能。

游牧生活的物質創造

走“敖特爾”是蒙古族傳統的游牧方式和輪牧制度?！鞍教貭枴笔敲晒耪Z，意為“流動、游牧、遷徙”。草原牧民根據經驗，選擇臨時走場和轉場，到較遠的地方借用草場放牧，以解決草畜數量矛盾和預防自然災害對牲畜的傷害。蒙古包、勒勒車等生產生活工具，是走“敖特爾”轉場的必要條件，也是游牧民族的生產生活需要。

蒙古包是典型的游牧文化符號。建筑是一個地區最典型、最具識別力的文化符號。在廣大的內陸亞細亞腹地，千百年來，蒙古包是蒙古族傳統生活方式的顯著特征，也是蒙古族生活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完美結合，是充分展現蒙古族天人合一思想意識的建筑形式，更是游牧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關蒙古包的記載又稱為氈帳、穹廬、穹閭等。約在滿族先民與蒙古族先民頻繁接觸的南宋前后，滿語稱家為“博”，故蒙古人的家就叫“蒙古博”，諧音就稱作“蒙古包”。根據內蒙古陰山巖畫和烏拉特后旗巖畫關于當地先民生活的圖案描述，蒙古包建筑最早或誕生于早期青銅時代。在匈奴時期，蒙古包就已形成了足以傳承發展的基本形態，據西漢桓寬著《鹽鐵論·論功》中言，匈奴穹廬“織柳為室，氈席為蓋”。從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克什克騰旗二八地一號遼墓出土的一幅石棺畫中可見，契丹人一直過著游牧的生活，保持著以氈帳為舍的傳統居住方式，此時期的氈帳形狀均為半圓形頂。

蒙古包能夠適應蒙古族游牧轉場特殊的生產生活方式，滿足牧民基本的生活需求，成為最好的居住選擇。根據草原氣候、水源、季節和草場情況，牧民定期轉場遷徙，蒙古包也隨之移動，搭建過程中不打地基，隨地而建。據《黑韃事略》記載，成吉思汗統一草原、建立蒙古汗國后，牧民為了適應游牧生活，制造兩種蒙古包：一種為“燕京之制”，用柳木為骨，像南方的罘罳，可以卷舒，面前開門，上如傘骨，頂開天窗，皆以氈為衣，馬上可載，易于拆卸安裝；另一種為“草地之制”，以柳木組定成硬圈，徑用氈撻定，不可卷舒，車上載行，便于移動且較為舒適。后經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多個群族傳承和改造，蒙古包演變為更加實用的建筑。

千百年來，蒙古包建筑的演變，蘊含著蒙古族的生活習俗、民族文化和建筑美學，充分展現出草原游牧人民的美學觀、自然觀、世界觀，全面反映出草原獨有的地域文化特征。

勒勒車是蒙古族生態出行方式的符號。勒勒車，蒙古語叫“特爾格”，又稱哈爾沁車、轆轆車、羅羅車、牛牛車等，是北方草原游牧區域和北方半農半牧區域的人們所慣用及喜愛的傳統交通運輸工具，是草原游牧生活的產物，現已成為蒙古族草原文化的象征。勒勒車制作工藝傳統、精致，結構穩定，可用作戰車也可用作運輸工具。在幾千年前，勒勒車由阿爾泰山北麓的斯基泰人發明并使用，到成吉思汗時期，勒勒車開始在蒙古族部落中廣泛應用。勒勒車有記載的起源可上溯到《漢書》所記載的“轅輻”。到南北朝時期，鮮卑、柔然、鐵勒等群族已經有了高超的造車技術，北朝時的鐵勒人以造車聞名，他們造出的車“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很適合在草原環境中使用?？咂鞀渥拥?號墓壁畫和克什克騰旗二八地1號墓石棺畫中的氈車，庫倫旗1號、2號遼墓壁上均畫有高輪大車。解放營子遼墓壁畫、遼寧鞍山市汪家峪畫像石墓上的駝車，庫倫旗1號遼墓壁畫有的鹿駕小車，都是對勒勒車之形狀和功能的記載。

勒勒車結構簡單、取材方便、工藝獨特，結實耐用、便于修理、使用面廣，且車輪高大、四季皆宜，在婚喪嫁娶、參加那達慕、取水拉貨等活動中逐漸成為家庭必備的重要工具；在牧場倒場、轉場等生產中，亦是移動的庫房，成為自給自足經濟不可或缺的交通輜重運輸工具。勒勒車千余年傳承未衰的使用史，與游牧民族心理上對保護生態的生產生活方式的認可、崇尚息息相關。

文化傳承中的精神外顯

縱觀歷史發展和蒙古族的精神文化形成過程，毫無疑問，都與它所處時代的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有著直接的關系。蒙古族傳統的游牧文化主要體現在元代之前，元代以后直至1947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形成了多元發展的文化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在工業化、現代化和畜草雙承包制的影響下，蒙古族生產生活方式由傳統游牧逐漸轉變為季節輪牧、定居牧、半農半牧，直至今天的現代化牧業和城鎮生活。

可見，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起初受社會生產方式制約而形成，后在長期歷史發展中留存下的許多相關的風俗習慣，已經成為連接過去與現在的精神紐帶。其中，象征著蒙古族人民豪爽、斗志昂揚及渴望和平精神的蘇力德，已經成為當地人們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五畜興旺、幸福安康的文化符號。

蘇力德，也叫“蘇魯錠”或“蘇勒德”，意思是“旗幟”“徽標”或“大纛（dào）”。是由矛（色斯姆）、旒（古呼勒）、托盤和旗桿組成的旗纛，是蒙古族先民的戰旗，象征著戰無不勝和至高無上的權利，也象征著“精神之旗”，有神采飛揚、朝氣蓬勃之意。

歷史上，按照不同的形狀、含義、功能和使用場合，蘇力德又分為察干蘇力德、哈喇蘇力德和阿拉克蘇力德三種。察干蘇力德中的旒用白馬鬃制作，長年立于可汗的“金色的宮帳”（斡爾朵）前，由可汗代代相傳，不會輕易移動。哈喇蘇力德中的旒用黑馬鬃制作，也叫黑纛，象征威猛無敵，是外出狩獵或領兵打仗時用于鼓舞士氣、振奮人心的標識。在元代畫家劉貫道的《元世祖出獵圖》中，就有一個專門高擎哈喇蘇力德者。阿拉克蘇力德中的旒用花馬鬃制作，也叫作花纛，是古時蒙古部落之旗麾，也曾在當時的統治者家族中傳遞?？梢哉f，蘇力德的傳遞，不僅僅是力量與期望的交接，更賦予文化傳承以依托和支撐，讓我們在今天仍然能夠借此感受到游牧文化的精神內涵。

社會文明向前發展，一個民族的文化元素必然要隨著社會形態的改變而發生變化，并在不斷進步中形成一個有向心力的系統。因此，每一次對歷史與文化的回望，都要立足于文化自信這一激發中華民族創造力、凝聚中華民族向心力的基本保證，從中發掘推動新時代文化繁榮發展的動力，增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文化永續發展的精神力量。

（作者王彥系內蒙古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劉蕾系內蒙古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

《中國民族教育》2023年第9期